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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审查后，应当向监察机关领导人员提出报告，对存在违反行政纪律事实并且需要追究行政纪律责任的，经监察机关领导人员批准，予以立案。

最后，即使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了不适当的决定，但这种不适当也只能由全国人大来判断。（二）程序设定的场景与提起主体我国宪法监督程序运用的场景有两种：第一种是全国人大或常委会开会期间。

【摘要】我国宪法监督程序是在宪法性法律内设定的，主要集中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和《立法法》。二、宪法监督程序之审思单纯从宪法典与法律文本分析，我国实际上已经初步建立起了合乎代议机关宪法监督体制的相应程序。（3）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查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而制定机关不予修改的，可以向委员长会议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和予以撤销的议案。从对我国宪法监督程序制度的审视与反思中，我们初步认识到，在我国，要改变或颠覆目前已有的宪法监督体制和宪法监督程序，是难以被接受的。有关宪法监督主体与权限虽在1982年《宪法》中有明文规定，但却没有设定相应的监督程序，宪法监督程序是由法律设定的，这些法律主要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和《立法法》。

宪法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应当为宪法监督委员会或宪法监督工作委员会【注释】[1]我国《宪法》第89条第13、14项规定的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各部、各委员会发布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和改变或者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以及第99条规定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遵守和执行，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本级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和第104条规定的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决议等皆属于法律监督的范畴。比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民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子弟兵（第十五条）。

不论哪级党委，更不论哪个负责人，如果他的意见与法律不一致，那是他个人的意见。因为政党违反宪法或法律的责任及其追究，和党员个人违反宪法或法律的责任及其追究，有关联但不能等同。（一）从《共同纲领》到五四宪法，都未将党在法下确立为一项宪法原则《共同纲领》被毛泽东称为我们国家现时的根本大法。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子弟兵（第十九条）。

八大党章通过时，五四宪法已颁布实施了两年。三是，虽然八大党章称党员有义务严格地遵守……国家的法律，但是由于国家并没有行之有效的司法机制和政治机制，以确保任何中共党员尤其是其领导者违反任何法律都可以追责，因此对于领导者以及执行其指示的一般党员而言，仅仅是一纸弱弱的说法而已。

（三）八二宪法将党在法下确立为一项宪法原则1980年9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改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叶剑英任主任委员，宋庆龄、彭真任副主任委员。但令人深思的是，1954年分别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的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都是宪法起草委员会成员，毛还担任过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可是根据《毛泽东文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周恩来选集》、《刘少奇选集》、《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他们在五四宪法通过前后，看不出有谁公开强调过中国共产党要遵守宪法。从中央到基层，一切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都不能同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如果说各政党章程确立党在法下原则只是一种政党承诺，那么，八二宪法则把党在法下确立为对一切政党的外在约束和强制要求。

与1954年宪法只是规定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服从宪法和法律（第十八条）不同，八二宪法不仅在总纲中的第五条特别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将党在法下作为原则和承诺自五四宪法颁布，至中共十二大闭幕，其间于1956年、1969年、1973年、1977年和1982年通过了五部党章。二是明确政党的法人身份，建立和完善政党法律制度，以使政党活动有法可循。三是提出了党、国有别。

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十大党章则称：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和民兵，……都必须接受党的一元化领导。

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第二条第一款）。宪法学家吴家麟1986年在《法学》第12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就说：在制订1954年宪法的时候，对党组织并非国家机关这一点认识还是明确的，因此除了序言部分以外，在宪法本文中没有涉及党的领导问题，这种做法是恰当的。

按照《共同纲领》规定，国家政权属于人民。党在法下原则的确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的巨大进步。在此前后，如何看待中共与宪法和法律的关系，已为朝野共同关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四是离不开言论出版自由的保障，以期政党及其成员的行为，避不开人民群众的雪亮眼睛及其悠悠众口。所谓党在法下，就是相对于任何政党，宪法具有无上的权威，任何政党都必须守法，绝没有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特权，任何政党违反宪法或法律，都必须担责，以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在1982年第3期《青海社会科学》上，张友渔又发表文章，进一步深入阐述了宪草中中共与宪法的关系：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都写了通过中国共产党来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二）从七五宪法到七八宪法，党在法上成为宪法的核心内容和五四宪法的起草委员会不同，起草1970年宪草（七五宪法只是对它略有删改）和1978年宪草的委员会，没有一个非中共党员参与。

如果发现法律需要修改，应当把党的具体意见，以至草拟方案，建议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它的常委会进行修改，而不能不经过合法程序，任意将它弃置不顾。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明确宣布党的各级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是中共党史上的一大进步。五四年宪法没有任何一个条文中提到中国共产党，而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的党化色彩之浓，以至于把中国共产党也写成了国家机构——这等于是通过宪法对一个政党做出了永久性的执政授权，在中国的所有成文宪法中，这称得上是史无前例，在世界宪法史上也属罕见。

这一点，是党在法下原则的极为紧要之处，也是对人民主权原则的贯彻。比如，1953年6月15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政治局上的讲话提纲中，有这么一段：几点错误观点：（一）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其实，党在法上，并非文革中才出现的新鲜事。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

依八大党章通过时的语境，说党员有义务严格地遵守……国家的法律，并不等于宣示党在法下。这些表述，不仅确立党在法下原则，而且还将护宪规定为一项政党义务，一项不容推卸的职责。

按照这些规定，党不就成了国家权力机关了吗？而且还是凌驾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之上的太上机关哩，大概该称之为最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吧。十二大党章不再像九大、十大、十一大党章那样自我授权党在国上。

否则，中共中央发动的反右、人民公社化等运动，就搞不起来。1940年刘少奇还在说：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前三部党章，都是五四宪法颁布之后，七五宪法颁布之前通过的。随着毛泽东去世后政局的急剧变化，党在法上逐渐在弱化，党在法下的观念日益明确。及至五四宪法出台，党在法上的形势，并没有得到改观。

可见，说遵守国家的法律，不等于就说包含遵守宪法。（二）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四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七五宪法颁布，25年里，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法的法律，屈指可数，至关重要的刑事诉讼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刑法典、民法典等，都付诸阙如。而党费问题，也直观地体现了政党与国家机关的区别。

公民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五十六条）。因为若没有党在法下，就不会有宪政民主，就不会有法治，就难以提升执政合法性。